2006年7月23日，星期天。七月是悉尼的冬天里最冷的月份，可是和我呆过的大多数地方相比，这里的冬天充其量只能算是早春或者深秋而已。这大概也是我在游荡了这么多年，最终选择把悉尼作为驿站暂时落脚的原因之一。
这天，我起床后就去到楼下的温水游泳池游了二十个来回。上楼洗完澡开始吃早餐。吃早餐时，小儿子一直在餐椅上跳上跳下，他和哥哥都放寒假了，正是无所事事闲得慌的时候。他声称我在不久前的某一天答应过要带他去公园和海边玩，他说今天该兑现了，他想和哥哥到海滩去玩澳洲橄榄球（一种我至今没有搞懂规矩的球）。
我佯装严肃地开始询问他这半年的学习情况，问到他上学期在学校捣蛋了几次，是否被罚过站。他找出了上学期表现和成绩评估单，又得意地指了指墙上贴得像联合国彩旗似的表扬条和奖状。
我心里很高兴，但表面不动声色。我说，如果他半个小时内能够精读一本读物，并用十句话告诉我那本书里讲了些什么，我就带他和哥哥到海边去。他从餐椅上跳下来，冲进房间，“哐当”一声把自己关在里面用功去了。
我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着窗外碧蓝的天空和翠绿的树梢，远处海港大桥的乌黑桥拱和悉尼歌剧院乳白色的圆顶在朝阳中相互辉映。
又是一个好天气！我的心情和悉尼一年四季晴空万里的天空一样，总是很开朗的。前几天，我第一次认真考虑，计划再赚一些钱，就考虑提前退休了。到时就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两个儿子，也有时间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想想不久就可以像那些澳洲的老人一样，悠闲地在海滩散步、晒太阳，在公园一边喂鸟一边喝咖啡，还可以躺在草地上一上午或者干脆一天都沉浸在阅读之中，我忍不住独自暗笑。在澳洲，人们越来越早地计划自己的退休，像我这样四十一岁就萌生退意的也不在少数。比起生出来就把享受放在第一位的澳洲人，我们这些华人的付出要多得多。出国九年，最艰难的年岁已经过去，没有理由不让享受的日子来得更快一点、更长一些……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走进去抓起话筒，说了声“hello”，话筒里传来空洞的回声，我知道这是长途电话。等了几秒钟，我又“hello”了一声，姐姐有些沙哑的声音才传过来……
* * *
自从九年前出国后，我一直和父母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特别是这些年IP电话卡让长途通话变得非常便宜，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和父母通一次电话。在父母身体不好时，更是两天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心里就觉得不那么踏实。
由于我的电话打得勤，这些年来，家里人很少给我挂长途电话。国内向国外打电话不但很贵，而且我一直在美国、澳洲和欧洲等地到处漂流，加上让他们糊涂的时差，他们既不知道把电话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才不会把我从凌晨三点的熟睡中叫醒。
这几年，家里给我打过寥寥可数的几次电话，都是父母让姐姐或者哥哥打的。
第一次是美国发生911事件时。当时我住在华盛顿，那几天正好出差到纽约，在纽约时又正好打了一个电话给家里。所以，911发生时，父母都知道我正好在纽约，他们很担心。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为了让他们放心，我说我已经离开纽约了。还有一次是印度洋海啸发生时，哥哥弄错了，他以为既然地处南边的澳洲和东南亚很近，肯定也受到了海啸的波及，害得父母又担惊受怕了好几天。
印象中，这几次电话都是父母担心我而打的。父母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到处都有危险，如果少了他们的叮嘱，我就会随时迷失方向。作为儿子，本来是我关心他们才打电话，可还没有等我把关心的话讲出来，他们反过来噼哩啪拉地左叮嘱右嘱咐起来。弄到后来，只要超过一个星期没有打电话回去，他们就坐立不安起来，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定期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关心我。
这些年，父母用那越来越苍老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注意事项，我心中对他们的关心和思念也与日俱增。我总想在电话里多询问一点有关他们的情况，看看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可是，谈起他们自己，父母就失去了兴趣。谈起我和我的家庭，他们就来劲了。我想，给父母最好的安慰和关心，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继续把你当小孩子来爱护和关心吧，让他们远离“老之将至”的感觉。
可是我毕竟担心他们，他们老是不多谈自己，也不是个事。而且，我从姐姐那里了解到，父母对我这个在外的游子采取的是报喜不报忧的策略，以免我在外为他们担惊受怕。几年前，父母甚至向姐姐和哥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情况不能不经他们同意就让我知道。
这个规定是有来历的。大概是早几年，哥哥姐姐和我在电话聊天中透露了一些老家的情况，大概是母亲的退休金只能拿到三分之一、随州的房子四面漏风需要装修、看病越来越贵公费医疗不管用了等等，我知道后，就想办法或多或少寄一些钱回去。那些钱就国外收入来说微不足道，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水平。可是到父母手里就很管用了。谁知道，父母拌指头一算，就痛心疾首起来，于是泄漏了家庭机密的哥哥姐姐成了挨批对象。姐姐说，父母说得活灵活现，仿佛已经看到我为了节约这些钱而过着省吃俭用的艰苦生活似的。
另外一个需要对我保密的就是父母生病住院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我在国外每天都紧张兮兮，上顿还没有吃完，就开始为下一顿奔波，我是不应该为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父母的身体操心的。父母甚至要求我不要老是挂念着他们，以免影响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一辈子都在家乡转悠的父母，是无法体会一个游子的心情的。对父母的挂念不但不会成为游子的羁绊，而且会成为他们漂泊途中的航标和前进的动力。
过去三年，父母的身体每况愈下，前后住过好几次院，除了有一次我从他们说话中听出来，其他几次竟然都是在他们出院后才告诉我的。事后他们都会爽朗地告诉我，我们已经好了，告诉你干什么？我们不是好了吗，哈哈……
* * *
此时此刻在这个冬日七月的早晨，姐姐有些沙哑的声音让我突然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我前天才打过电话回家，父亲接听的，他说妈妈正在休息，她上午到医院抽骨髓检查了。我很生气，我说肯定又是医院在搞鬼。他们为了赚钱，动不动就让人家检查这个检查那个。母亲曾经因为感冒而接受过不止一次的全身检查。在我印象中，抽骨髓是很痛苦的，那些医生太过分，竟然要给母亲抽骨髓。父亲打断我小声地说，母亲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医院只是怀疑，检查一下也好——
每一次知道父母到医院接受检查时，我都会隔两天打电话回去询问检查结果。按照他们说的，检查的结果都很棒，有些指标比我的检查结果还要正常。所以，我对这次的抽骨髓检查也没有介意，不准备打电话回去跟进了。姐姐打电话来该不是和这次检查有关吧？
姐姐沙哑的声音再次从话筒里传出来，妈妈抽骨髓的检验结果出来了，白血病，就是血癌，还是急性的……
我的脑袋先是嗡嗡直响，随后又一片空白，我呆呆地站了好一会，不知道说什么。当我开口说话时，我又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大概质问了姐姐，检查结果是否可信。我又问这是什么病，病情如何，姐姐的回答我也一知半解。
我脑袋昏昏沉沉，好像有些犯困，我沉默了，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再提问题。姐姐理解了我的沉默，用低沉的声音说，医生说三个月到半年，一个感冒或者其它任何感染，妈妈随时有可能走——
……
放下电话转过身时，发现妻子和两个儿子都站在我背后，我讲电话的声音一定很异样。小儿子虽然已经换上到沙滩的衣服，不过他脸上的表情显示他知道计划取消了，很失望的样子。
我和姐姐约定，我暂时不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医院通知了大姐和三哥，母亲还不知道确切结果。姐姐担心我这么快就打电话回去，如果掩饰不住感情，会让母亲察觉的。医生叮嘱了，母亲得的虽然是不治之症，但病人情绪的好坏以及配合治疗的程度将能决定生存期限的长短。无法猜测母亲对自己得病的反应，我们决定暂时隐瞒病情。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姐弟四人先是在电话里进行了密切的磋商，随即按照商定好的，各自展开了行动。大姐是我们的老大，下岗后独自一人在广州经营一个牛仔布料公司，这一两年刚刚起步，公司员工已经达到二十人。母亲生病的消息传来后，她立即放下公司业务，回到了湖北。这之后，已经五十岁、身体也不好的姐姐当即背起一个小行囊，开始穿梭于武汉和广州之间，拿着母亲的各项检查结果和医生意见去到一个又一个血液科专家门诊。
姐姐说是要多咨询几个专家，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和姐姐一样，希望某一天有一个专家看到姐姐呈现的检查结果后，哈哈一笑，随手把这些检查结果轻轻推开，轻描淡写地说：前面那些专家都弄错了，你母亲得的根本不是白血病，只不过是白血球减少或者一般的贫血而已。
当时放下电话我就想立即到机场买机票飞回去，但想想姐姐说的也很有道理。她说两个哥哥和她的意见是我不应立即回去，他们需要我暂时留在国外，要我拿着传真过来的检查结果和病例在澳洲和美国开辟另外一个战场，请洋专家会诊和确定治疗方案。
姐弟四人分工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这些年我一直游荡其间的互联网——要从互联网上了解这种病，以及各种治疗方法和他们的分布地区、联系方式。两个哥哥，我的二哥和三哥，也都各负其责：下岗后到河南一个工厂打工的二哥负责联系河南的一些医院；留在家乡湖北随州的三哥和三嫂则负责父母日常的生活起居，并每天护送母亲来回医院。
一切似乎都安排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我感到很满意。参加工作后，我们姐弟四人聚会机会不多，交流也少了。母亲诊断出白血病后，我们联系密切，而且同心协力，决定不惜一切帮助母亲战胜癌魔和死神。
回想过去，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和教育我们姐弟四人长大成人，这些年，我们姐弟都没有停止过奋斗，都在各自的领域和岗位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凡是我们姐弟和父母齐心协力的时候，还没有困难是我们无法克服的，还没有事情是我们办不到的。
一场与血癌和死亡的战斗拉开了序幕，我信心十足，坚信只要不轻言放弃，团结一致，共同打拼，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